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看到村口雄伟的城堡与远山的长城遥相呼应，城门两旁贴着大红的对联，街头挂着串串红灯笼，街道两旁一辆挨一辆停满了汽车，走在街上的人们一个个欢声笑语。置身在美丽富庶的乡村，感受着家乡的巨变，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被一个个数字串联起来的记忆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1968年夏天，我出生在长城脚下的小山村河防口。当时家里一共六口人，年近六旬的奶奶、父母和姐姐、哥哥、我。三年多后母亲不幸因病去世，当时姐姐11岁，哥哥8岁，我不到4岁。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那几年，我们家由于劳力少工分少，每到年底分红时，不仅一分钱拿不回来，还得“倒该”生产队的钱。为了生活，“借”成了生活中常有的事儿。在我的记忆中，跟着父亲一起拿着帆布口袋去生产队借100斤棒子粒儿的事，就有好几次。记得父亲讲过多次，1973年春节前，生产队照例杀牛宰羊，给各家各户分肉，但是却没有我们家的，原因就是我们家“该生产队钱”。一点儿肉没有，这年怎么过？父亲没有办法，只得央求着从生产队“借”了一点牛下水，总算让奶奶和三个孩子过了一个有荤腥的年。

　　1976年春节前的一天中午，父亲躺在炕上休息，我看到他的劳动布上衣兜儿有点鼓，就问是啥东西。父亲爽快地掏出来递给我看，是一叠钱。父亲让我数数有多少，我仔细数了好几遍，是七张10元的“大团结”，共70元钱。父亲笑眯眯地对我说：咱家分红了！我接了一句：这么多钱，干啥花呀？

　　1977年春节前的一天，大喇叭广播让社员到生产队分红。父亲对哥哥和我说：你们俩去分红吧。这是多么光荣的任务啊！我和哥哥带上父亲的手戳儿，高高兴兴地跑到生产队会计室。我的天！居然分到了一百块零两毛四！我俩赶紧跑回家，哥哥把攥得快出水儿的钱交给了父亲。一百块零两毛四，这个数字永远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1978年春节前，我们家分到了120元钱，跟上年比只涨了不到20元。但重要的是，这年腊月二十八，我们一家人搬出了多年与别人两户合住的三间老平房，住进了村东的新农村大寨楼，有了自己的三间新房和独立小院。

　　1979年春节前的一天上午，又广播分红了。父亲去了好久也不回来，一家人等得有点儿着急。过了中午父亲才回家，怀里抱着个盒子，满脸带笑。天呐！他抱的竟然是个收音机！原来这一年我们家分到了420元，父亲非常高兴，拿到钱就骑车跑到西庄供销社，花29元买了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收音机。奶奶似乎不太高兴，嗔道父亲瞎花钱，买这东西不顶吃不顶喝有啥用！孩子们可是不管那一套，按照说明书装上电池、拨台……杨家将、岳飞传、小喇叭、广播剧、相声……赖在别人家听收音机不想走的历史终于结束了，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到中午下了学，我就飞似的跑回家，一毫不差地把频道定位在刘兰芳的“岳飞传”，边听评书边吃饭，简直是惬意极了。夏天在院子里吃饭时听相声，楼上的邻居就会打开窗子喊：大点儿声大点儿声，我们也听听！可是这一年也有一件遗憾的事，姐姐当年高考差40分没考上，一心想着再补习一年，可是18岁的她已经是家里的劳力，再加上家里实在是罗锅上山——前（钱）紧，只好放弃了，这也成了姐姐终生的遗憾。

　　这个时期，生产队开始搞分组承包和发展副业，我们第三生产队共分了四个组：一二组主要负责种粮食，我记得那时我二叔当组长的第一组小麦亩产达到了800多斤，棒子亩产达到了1200多斤，两茬加在一起实现了“吨粮田”，这事二叔“吹”了好几年。林业队负责果林业，主要生产红肖梨、大扁仁等干鲜果品，卖给果品公司换钱。副业组组织大马车、拖拉机从大水峪村挖沙子，拉到县城北边的三公里火车站去卖。另外还有一部分身强力壮的村民到村办的石灰窑烧石灰，采矿石卖给县一水泥厂。在副业的带动下，村民的收入快速增加，1980年我们家分红一下子涨到了790元，1981年970元，1982年1170元。1982年，村里给我们家批了一块宅基地，父亲带领全家盖了五间新房，搬出了新农村大寨楼。1982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村里开始实行分田到户，生产队“分红”成了历史，当年我们第三生产队两块四毛二分四厘二的日值（即每10个工分折合2.4242元）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据说，这个日值在当年西庄公社所有的生产队中排在第二名。

　　再之后，父亲、姐姐、哥哥除了打理好家的田地以外，都在村办企业上班。1984年夏天，我考到县城上高中，每月的生活费等加在一起得二三十块，到高三时达到了四十来块，这一年下来就是好几百呢。当时父亲作为村办企业的“土工程师”，每个月能挣150元，年底还有几百块的奖金，我也没觉得多，等到了1989年我参加工作后领到第一个月的121.5元工资，才知道当年父亲是多么的能干、多么的不容易。后来我时常想，要是当时我再早几年出来念书，家里还真是供不起呢，我也只能像姐姐一样辍学了。

　　转眼间，我离开老家求学工作已经37年了。奶奶、父亲早已经过世，当年的三个苦孩子都成家立业了。看看我们每家早就以万元为单位计算的年收入，想想去年全区4万多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回想一下当年我们家分红从“倒该钱”到几十块、几百块的情景，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几十年来我们家节节攀升的数字变化，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放眼望去，从长城脚下的河防口到山水怀柔的每个村庄乃至全国亿万个小家庭，无不昂首阔步走在从摆脱贫困到致富奔小康的金光大道上。

　　时间铭记历史，数字铸就丰碑。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苦难，体验了奋斗，享受了成就。展望未来，我们都坚信在党的领导下，还有更多更美好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去体验。过去艰辛的岁月不能忘记，眼前奋斗的时光不要辜负，在新时代的阳光春雨中，我们一定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更精彩的生活。

　　作者：刘久刚，系北京市政协委员、怀柔区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