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中,委员们关注哪些热点经济话题
本报记者 崔吕萍
神州大地,夏至已至;大江南北,麦收农忙。这些天,与农业同时迎来好收成的,还有很多领域,看——
今年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93917亿元,同比增长15.4%,比2019年1-5月份增长8.5%,两年平均增长4.2%,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12472亿元,同比增长18.1%;
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7%,两年平均增长4.3%。
同样是今年前5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810亿元人民币(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同比增长35.4%,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30.3%。
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定时跑还未到终点,但这些天经济界已发声——虽然受同比基数上升的影响,二季度经济增速将明显低于一季度(18.3%),但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仍将在8%以上。
好成绩是干出来的,好结构是调出来的。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关键时点,展望中国经济育新机、开新局,多位委员说出了自己的期待。
经济发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 国内企业要在高端市场上动脑筋
考虑到中国如今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预测,2021年-202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将超过1/4。
众多期待之下,“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进入重构与调整时期,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中国既是重要的需求方,又是重要的供给方,全球需求对中国供给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对我国供给能力与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我国经济增速已经进入换挡期,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下降,不仅影响需求扩大,而且影响供给增加,给潜在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新的挑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这样表示。
肖钢同时提出,当前我国正面临碳、债、人三个要素即将达峰的状况,既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也增加了发展的约束条件。而全球经济进入宽货币、低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环境,各国宏观政策不同步,给全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也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带来影响。
在肖钢看来,经济发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新形势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实现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实现需求带动供给,供给引领需求,进一步释放经济结构性潜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潜力;另外,还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加强逆周期政策,搞好跨周期调节,深入研究金融周期、债务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内在关系,把握好债务的边界,关注政策的时度效。
当前,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在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看来,内需不意味着“内供”,需求来自本国国民,市场却是全球的,国内企业要在国内市场上多分一杯羹,必须在高端市场上动脑筋。
“我举两个例子:我国汽车关键部件几乎被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垄断,中国消费者每买一辆车都要向外企贡献不菲的专利相关利润;我国市场上成本在2000元以上的自行车,国产核心部件只有10%~30%左右,而成本在650元以下的自行车,国产的部件就能占到100%,境外企业的专利壁垒使得国内企业长期在低端市场徘徊,微薄利润根本无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只能永远是‘世界加工厂’。”贾楠这样说。
如何解决?贾楠说,需要进一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些企业喜欢钻政策的空子,有些地方政府则为了政绩不顾本地条件。因此各级政府一定要将政策真正用于推动和支持正确的产业发展,避免用行政资源盲目投资,造成国家资产浪费。”贾楠表示。
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 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沉淀
实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完善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科技项目分类评价制度、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科创板“硬科技”特色、加快建设数字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
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该如何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认为,当务之急是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科研机构更大的自主权,通过探索央地协同技术攻坚、建立运营型基金制模式管理科研基金、推进科研机构分类评价等方式,加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改革力度。
与此同时,在深圳,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也已渐入佳境。在吴以环看来,探索以知识产权预期收益为底层资产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促进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运营,以及实施知识产权资本化,将有利于科技成果的快速产业化。
“我认为,可以着重从配套政策、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3个方面为科技自立自强这一目标提供底层支持。”全国政协委员、恒银科技董事长江浩然认为,从配套政策方面看,要紧抓国际大循环中的难点痛点,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的产业化体系,从顶层设计角度给予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从基础研究角度看,要为原始创新提供更加优越的空间,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引领首创、独创技术实现重大突破;从产业创新角度看,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推动各类创新平台、创新中心及实验室的建设工作,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沉淀,更好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以产业升级产品升质换百姓省心 以智慧农业促进城乡融合
科技成果转化,为的是提升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对此,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原副局长马正其建议,相关部门应综合施策形成合力,大力支持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马正其认为,现有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存在的“最低价中标”规则,不利于企业和群众长远利益。“我建议,应确保企业在成本线上低价中标,使药品价格有合理的利润空间,确保企业能够正常研发、扩大再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同时也让病人买得起药、用得起药。同时建议加快推进医保全国统筹和省级统筹,将中选最低价格作为全国统一医保支付价格,真正落实医保支付由‘后付制’转为‘预付制’,减轻医院和药企的资金垫付压力。”马正其表示。
同样能够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还有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长期关注智慧农业赋能乡村振兴。
智慧农业能同时让两拨人受益:一拨是土地上的农民,他们需要涉农致富的各类信息;另一拨是需求侧,他们要了解水果蔬菜撒了多少农药化肥,还需要了解什么季节进行乡村旅游最合适。而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可以“联手”完成这些任务。
“现在看,最缺的就是人才。建议选派政策水平高、管理能力强、懂智慧农业的优秀智能型干部进入镇、村领导班子,打造智能型的乡村管理队伍;强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构建有文化、懂智能、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立智慧农业专家库,定向精准引进智慧农业技术人才,实施高层次人才柔性引进行动,吸引更多‘周末工程师’‘候鸟型专家’为乡村智慧农业发展服务;实行智能创新扶持激励机制,为各类优秀人才到农村创新创业提供项目扶持、信贷贴息和载体空间等系列政策优惠;加强与科研院所和相关院校合作,建立智慧农业研发基地和人才实训基地。”朱晓进这样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红玲也高度关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实际挑战。王红玲认为,要着重依托乡村建设行动,补齐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使城乡居民能够共享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等值化的生活质量,推动农村面貌明显改善。同时,也要促进各类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平等交换,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