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星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正处在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且彼此相互影响的历史交汇点上。其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声望影响正处在一升一降、此长彼消的历史交汇点上；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正处在即将破茧而出、全面突破的历史交汇点上。两个交汇点通过“十四五”的开局起步进一步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今年两会的国际关注度即能明显地感受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蓬勃生机及其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强劲的影响力吸引力竞争力。

    钱穆在《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展现了中国历朝历代在建立之初的制度有效性，但它们又都不免于最终的制度衰败，究其原因，或是在于没有很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或是因为贪恋以往的制度红利、渐而偏执于制度依赖，而忽略了适时自新。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曾长期陷入“黑暗的中世纪”，直至20世纪中下叶，才表现出较好的治理和稳定的秩序。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学者福山便贸然抛出“历史终结论”，宣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来。英国学者哈罗德·帕金却在那时指出，“如果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们一味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幸灾乐祸，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有可能在未来重演苏联和东欧国家刚刚遭受的命运：社会不满、经济内爆和政治崩溃。”二十多年后，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混乱现象，正在验证帕金的远见。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的中国并没有跌落谷底、一蹶不振，而是砥砺前行、守正创新，杀出了一条血路、开辟了一片新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也独树一帜、屹立东方。

    自东欧剧变及至苏联解体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普遍质疑，一段时间以来崇拜西方之风盛行。不可否认，任何社会制度在产生之初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能否持久存续、永葆健康和活力，则取决于该制度是否能够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并在其中扮演正向驱动、向治求治的角色。

    今天，当各国共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的大考时，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平等尊重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大国担当，也成为世界各国认可的共识。危机这面镜子照出了人心的得失，映射了制度的优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场灾难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在现实的检验中再次得到确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冲破障碍，迎战风险，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进行全面重构重塑，为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等伟大斗争、伟大实践中，“四个自信”像太阳一样在中国人民心中冉冉升起，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确定了未来5年乃至15年中国发展的行动蓝图，开启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有外媒感叹：“当许多国家还在努力为今后几周做规划时，中国已经设置未来15年的议程。”从“一五”到“十四五”，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在许多国际人士看来，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亮点，就在于对未来的良好感知、把握和设计能力。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在《我看中国新胜利》一书中写道：“中国愿景的长期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领袖把愿景目标投射到21世纪中叶，我没有见到全世界还有哪个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中国理论是中国模式的灵魂，中国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根基，中国文化是中国模式的底蕴。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道路，伴随而来就是：中国成就累积为中国奇迹，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模式，中国特色描画出中国愿景。归根到底，如何在中国这块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模式的不变主题。它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使命追求，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加强的自觉自信。

    如今，中国制度优势正如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被世界各国认同。国际社会普遍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振兴带来了新的选择、启示和路径，许多国家争相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文化。可以预见，中国模式也必将成为世界发展新的希望，会被越来越多国家选择或吸收。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