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利益多元、观念多样成为常态……事实证明，我们正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而道远。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随着人口等各类要素越来越向市域聚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紧迫性愈加凸显。11月26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以“加快推进市县社会治理现代化”为题召开对口协商会，组织部分委员、专家和中央政法委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会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补齐市县社会治理短板、从源头预防减少风险发生，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之一。

    如何坚持预防为主？社法委主任沈德咏认为，应全面落实社会风险评估制度，建立健全社会风险分析研判机制。他建议将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并建立健全涵盖信息收集、来源识别、性质评判、原因分析和趋势预测等完整环节的社会风险研判机制。

    市县涵盖城镇和乡村，能否精准对接城乡融合发展，直接影响着市县社会治理的风险防范能力。为此，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孟营建议鼓励各地在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创设统筹协调机制、多方联动机制，认真研究城乡居民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重点需求，实现逐点突破。

    在黄宝荣委员看来，当前市县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不够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使得电信犯罪、金融诈骗等风险治理难度大。他建议完善网格化管理集成模式，并针对新型违法犯罪打好主动战、数据战。严望佳委员建议，在守住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重要数据和公民个人隐私保护这两条安全底线前提下，让数据要素充分释放活力、服务民生。

    社会治理不等于社会管理，“共治”很重要。魏青松委员认为，如果政府机构的力量是“大江大河”，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阶层人士力量就是“如毛细血管般的涓涓细流”，必不可少。他建议发挥律师在协调解决社会矛盾、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在承载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网络人士在传达公众意见和利益诉求、传播正能量等方面的作用，在党和政府领导下齐心奏响社会治理“大合唱”。谈到共治，社法委副主任徐敬业建议，通过为基层“赋权”“赋能”，将小区物业管理融入社区治理工作做实做细。

    社会治理需要“共治”，也需要“自治”，即激发人民群众主人翁精神。对此，段余应委员建议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居务监督委员会为基础，构建协同联动的自治体系，让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社区其他各类组织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共同推进社区治理。

    市县社会治理工作中既要注重末端处理更要注重前端治理，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是与会者的共识。会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对委员和专家的建议作出了积极回应，大家都希望通过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进一步推动源头治理的精细化、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