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对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的支撑力度还存在不足。今天我们很多所谓的‘卡脖子’技术其实也是‘卡脑子’，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10月29日，在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召开的“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如是说。

    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直接关系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非常重视推动基础研究的发展，自十二届全国政协开始，连续8年组织召开“基础研究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界别协商座谈会。今年，委员和专家们围绕“明确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议题与相关部委负责人协商讨论、深入交流，共同推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

    基础研究需要“划重点”

    近年来，“卡脖子”一词成为高频用词，虽然这其中涉及政治和外交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个科学问题，尤其事关基础研究，不容回避。

    在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看来，基础研究是我国赢得“卡脖子”博弈的关键。“因此，应由国家利益牵引，服务国家需求，广泛发动、全面探索、重点布局、梯次冲击。作为科研管理部门，应该从‘卡脖子’问题清单的专利覆盖和科研基础出发，构架可通向下一代颠覆性技术的立交桥，寻找到可形成后发优势的发展路线，并给予重点支持。”

    如何实现重点布局、梯次冲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首席专家张明森的建议是调整目标，集中力量，在两三个领域集中发力，做到极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新型飞行器推进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朴英也认为，国家可以继续实行以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特点的科技管理，提高对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原始创新研究的支持力度，坚持需求导向，审慎选择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将有限的资源向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动员与集中。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王宏广关注的基础研究创新体系的调整与重构问题。他提出精兵简政、杜绝重复，建立国际一流平台，推进协同创新，重新构建国家基础研究创新体系。“建议从‘十四五’起，基础研究切实把抢占新科技革命制高点作为重大使命，进一步明确新科技革命的重点与方向，力争成为新科技革命的共同引领者。”王宏广说。

    对此，科技部副部长黄卫表示，科技部将认真做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基础研究规划编制，加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系统布局，明确未来发展重点和方向。

    最大限度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基础研究的兴旺在于对学术卓越的追求，在于自由探索的精神。因此，厚植基础研究土壤，塑造原创探索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受基础研究机制体制影响，创新主体的研发活力并没有被充分激发。

    “我国政府科技项目资助是按照指南申报，尽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今年起正式设置了‘0-1’原创专项，但仍采用申请书摘要预审淘汰制，使得很多原创性项目在预审阶段就被淘汰。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真正重视原创，采用与传统方法不同的特殊方法进行原创项目评审。”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表示。

    杨卫也认为，原创探索不应受预先制定的指南的约束，应请战略性科学家来评价原创探索建议书的创新、突破性、重要性与可行性，并赋予项目管理人员在负责任的前提下以更多的裁量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提到了青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承担者的“心理阴影”问题。“同一年反复检查，同行审查评价后，非同行又要从头再来评议，对研究进展的质询和判断让人无所适从，这是科技界自身改革还不到位的表现。应着力科研体制改革，把避免给青年基金承担者带来基础研究的心理阴影放在重要位置。”

    “建议进一步调整基础研究的评价导向，突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模型和新发现。同时营造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研究创新环境，力争做到研发经费稳定、研究方向稳定、评价标准稳定、收入待遇稳定、管理机制稳定。”王宏广表示。

    “总之，要么建立起相应的基础研究奖项，要么建立起与基础研究人才相适应的评价体系，要么取消或淡化奖项的杠杆作用。否则基础研究只会成为科研人员在一定条件下的一道小菜，永远成不了主餐和大菜，永远产生不了新知识，产生不了原始创新。”张明森直言。

    审慎布局前沿研究

    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李静海表示，基金委将按照基础科学、工程技术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交叉科学与管理科学四大板块优化资助布局。这也引发了委员和专家们对前沿研究布局的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周玉梅认为，应在梳理我国关键技术需求的基础上，主动部署与“卡脖子”技术相关的源头基础研究，比如集成电路。同时，利用我国在全球有优势的行业需求，如5G、特高压、高铁等领域，和企业深度融合，了解产业链条上的技术需求和技术基础薄弱环节，以需求为导向，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保持我国在上述领域的领先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罗永章提出，白蛋白药物研发事关当前防疫和国家长远重大战略布局，应重启白蛋白计划，加大对重组白蛋白在衰老、心脑血管病、老年痴呆症、糖尿病及并发症等重大疾病中的基础研究和药物研发投入，并对重组白蛋白药物研发给予和新冠疫苗研发同等程度的支持和重视，以中国的原创科技支撑14亿人的健康。

    “当前，正值‘十四五’规划确定和启动的阶段。空间科学作为实现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任务的重要抓手，应该确保将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表示，自“两弹一星”以来，航天科技为国家政治和国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科学探索和研究上却没有后续支持计划。中国要想尽快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并逐步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就必须持续地发展空间科学，以科学产出最大化为抓手，推动科学空间、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