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的安全是城市治理中一个大问题，我们对综合楼宇、抹墙结构、环境因素进行大数据分析，对重点楼宇提前采取措施，在去年防范‘利奇马’台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7月16日上午，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网络视频座谈会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提到这样一个案例。

    此次会议主题是“十四五’规划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点问题”。当前，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社会结构加速调整，公共安全面临诸多挑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例证，而有效应对风险需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会议主会场设在全国政协机关，同时设置上海市、浙江省、深圳市、杭州市四个分会场，邀请当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基层代表座谈交流。四省市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都有漂亮的“成绩单”，他们把各自经验带到会上，与委员们展开探讨。

    “城市治理要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到智慧化，‘云’‘数’‘网’‘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可少。”从上海的经验中，徐逸波总结出这样的观点。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方面，杭州市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杭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江成器介绍说，杭州市以数字化“城市大脑”建设为抓手，在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加强风险防控，让老百姓有了更充实的安全感。“这次南方城市梅雨汛期，我们通过云平台、安全码、AI模块、VR全景地图等技术及时掌握情况、发布警示，合理控制泄洪量，调配管控力量，防汛工作紧张又有序”。

    对于这种安全感，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党委书记董威也有切身感受。三墩镇人口密度大、注册企业多，董威说，受疫情防控“健康码”的启发，他们开发出“平安码”，整合辖区近1.5万家企事业单位、4万余套出租房、在建工地及21个大型商超的基础数据，实现了一企一所一码全对应，赋予平安码信息整合、平安检查、风险防控等多功能。

    从源头防范化解社会风险需要现代化技术，更需要“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与会者的共识。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省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个中心是一个老百姓“能找个说法”的地方。“我们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矛调中心，为群众提供全领域、全流程、多功能的纠纷化解服务。”浙江省安吉县政协主席赵德清说。

    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朱恒毅介绍，浙江省以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为牵引，探索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这个中心提供接访、诉讼、调解、劳动仲裁、行政复议和公共法律等服务，并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的解决方式优势，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访之前。今年上半年，全省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近66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4.6%。

    这些生动的案例给委员和专家带来了启发。大家认为，应该将“十三五”时期社会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总结提炼，使其成为“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常规化方式方法。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杨成长认为，在社会变革加剧和疫情冲击下，我们正遭遇许多新的社会风险，比如产业链风险、生物风险和公共卫生风险、金融安全风险、房地产债务和纠纷风险，代际转换风险、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等，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在开放和流动性更强的“大社会”中，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小社会”治理模式已不合时宜，要进一步探索创新多元化社会治理体系。

    全国政协常委贾楠认为，数据信息资源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应该是一种‘微治理’，要关注到每一个人，为其提供更精准的社会服务，为此必须打破部门、地区之间信息壁垒，通过整合分散的数据信息资源为精细化社会治理提供助力。”全国政协常委甄贞认为，当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风险和矛盾反映出我们在部分重大公共议题上缺少社会共识，人民政协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化解社会矛盾、凝聚社会共识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