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饮酒、酗酒会影响青少年的思维和注意力，致使出现抑郁、自杀、违纪违法等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增大。”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安庭的一份提案聚焦未成年人饮酒问题。

    未成年人饮酒的危害众所皆知，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酒精列为一级致癌物。然而，我国作为一个酒产品的消费、制造大国，酒类产品巨大的消费力度与海量的信息传播，已经广泛且深刻影响着未成年人对酒产品的认知，严重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

    据安庭介绍，关于未成年人禁止饮酒的法律法规早已颁布，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商务部颁布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规定“酒类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商品，并应在经营场所明确禁售标识”，等等。但相关法律未能细化，操作性不强。“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并未明示未成人禁止饮酒，也未给出直接的年龄限制。《酒类流通管理办法》也没有明确执法主体，更没有明确谁去监督以及违法处罚等。”

    安庭认为，“未成年人禁酒”的执法力度也有待加大。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极少出现因未成年人饮酒出现重大惩戒的案例，也较少出现因为向未成年人售酒、供酒行为而产生的重大司法、行政处罚。相对于很多国家对于未成年人饮酒给予的“绝对刑事判罚”，我国的执法更多还是依靠行政处罚、经济处罚的机制与办法，存在认定难、执法力度长期偏弱偏软的现实情况。

    安庭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章节，或是对“未成年人禁酒”给予单独立法。至少需要在责任主体、年龄限制、禁止消费产品名录等方面进行明确。此外，应对酒类包装及其广告给予限制，酒类包装应当用更醒目的标识提示“未满18岁禁止饮用”。酒类售卖平台，无论是线下商超、酒吧、KTV、便利店等，还是电商酒品展示页，都必须使用醒目标识进行警示。

    如何做好相关执法工作？安庭认为，需要打破执法界别，形成一责多罚的有效机制，形成市监、公安、司法、社区、教育、监护人的多重责任主体，做到各负其责，多管齐下。“其中尤其应当突出监护人的责任与义务，对其行使有效的惩戒措施，甚至视危害程度可以与其个人征信等相结合”。（张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