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2019年“一号文件”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重点部署。日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

    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问题，缘于乡村治理关系着农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关系农村社会稳定，也关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笔者在调研中有一个深切的感受，要解开乡村治理中的“结”，就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体制分割的现实情况，使得农村发展严重滞后。要深层次上促进产业融合、区域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就需要倾听农民呼声、诊断问题、把握脉象、对症下药，抓重点、解难点、补短板，不断使现代农业、现代农村与现代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呈现崭新的面貌。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先后在探索高产高效、解决温饱、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目前农村的治理中也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例如：“空心村”的涌现，“少小离家老大回，问君农事谁在干”；农地荒芜，耕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许多已不可恢复；对弱质的农业冲击大；农事、村组事、公益事组织乏力，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农产品销售难……

    “消费决定生产”已成常态。几千年来，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从来不缺生产能力，但要把产品转变为货币是“惊险的一跳”。一些“能人”回乡创业，大多是发展特色农业，效益较高但往往周期长，一些中药材要2~5年、油茶林3~5年不等才有收获，由于规模农业分布较广、管理难度增大，被薅羊毛事件屡见不鲜，多年的心血一朝泡汤，甚至负债累累，给“回乡创业”“下乡创业”、资本返乡、产业振兴埋下隐患。

    笔者还看到，乡村治理中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难题，如垃圾集中回收堆放蝇蚊遍野、污水横流造成第二次污染等。垃圾分拣回收和分类处理是一个细活、长久活、系统活，没有服务体系终难以治本。

    要解开这些“结”，要从实际和科学出发，以去疴疗伤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治理顽疾,拓展新路。以精准的制度体系作保障，使其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有效，久久为功。

    建立公正透明、人文关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既体现社会文明进步，又坚持不养“懒人”的基本要求；这既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又是国际通行的一般做法；这既是“精准扶贫”的宝贵经验，又是脱贫后与乡村振兴政策有效衔接的需要；这既是因时因地的共性制度，又是长治久安的长效机制。兜底有度、保障有方、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让社会的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

    建立产业扶持制度。现代农业的基础性、社会性、安全性以及重大科技、产业专项、粮食保障、国土整治、集体经济等需要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扶持政策，以保障宏观产业协调、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家安全。与此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建设农业强国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应未雨绸缪，有序推进。

    建立鼓励“带头人”制度。从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来看，建立“带头人”制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制度特征，它的“公益性”、社会性，有利于突破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的桎梏，有利于突破单一利益主体在社会分配中的局限性，有利于“团结”起来应对不稳定、不确定的市场变化和国际变化，有利于解决规模缺位与产业融合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发挥“群雁效应”在防止偏航中的集体优势。

    建立城乡融合制度。当城市化水平超过50%以后，城乡融合进入加速阶段。要应对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建立城乡之间的人才、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产学技、产学研、产加销、产文旅等产业的融合，更加健康地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良性互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只有立足从制度建设上治本，革除旧的不相适应的弊端。

    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难度日益加大，通过制度建设克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去解开乡村治理中的“结”，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供销合作总社巡视员）